域外 | 《哲学与公共事务》（Philosophy & Public Affairs）第49卷第4期

Original 域外编辑部法理杂志 2024-01-11

Philosophy & Public Affairs

Vol.49 Iss.4

本期域外《哲学与公共事务》杂志共有3篇文章，在第1篇文章中，Sean Ingham, and David Wiens针对智者治国的观点进行了反驳；在第2篇文章中，Carl Knight呈现了一个对纯粹运气平等主义形成更有力挑战的、并对全部运气平等主义提供更强支持的论证；在第3篇文章中，Matthew Chrisman, and Graham Hubbs阐释了政治暴动的沟通维度，进而区分了正当和不正当的政治暴动。

Articles

Demographic Objections to Epistocracy: A Generalization

基于人口统计学的对于智者治国的反对：一个概要

Sean Ingham, and David Wiens

大多数民主（国家、地区）公民似乎不知道以下方面的关键事实：他们参与的政治制度，他们投票支持的政党和候选人，以及他们的领导人制定的政策。他们缺乏形成对政治的可靠判断所需的基本知识。一些学者将民主的弊病归咎于这些众所周知的事实，即“选民无能”。呼应柏拉图对民主的批判和密尔关于一人多次投票的论点，一些批评者走得更远，接受关于“智者治国”的提议，在这样一个非民主的政权，其中明显“无能”的人被剥夺了选举权，或者他们的决策权被严重削弱。

智者治国的论证是工具主义的：它依赖于这样的主张，即如果我们将无能的公民排除在参与政治决策之外，我们可以期待更好的政治决策——反过来，也会有更好的政治结果。正如布伦南所说，“有良好的依据去假设一些可行的智者治国实际上是胜过民主。”这个期望的理由似乎非常直观：从一个表面上的陈词滥调开始——投票人只有在他们拥有某些知识和能力的情况下能够被寄希望于作出一个好的决定——这似乎是通往一个声明的一小步，这个声明即，排除无能者的决策机构比包括有能力者和无能者在内的决策机构更有可能做出“好的”或“正确”的决定。

An Argument for All-Luck Egalitarianism

一个为全部运气平等主义辩护的论证

Carl Knight

运气平等主义主张这样一种观点：平等要求运气不应对分配结果产生任何影响。运气平等主义受到罗纳德·德沃金关于资源平等的作品的重要影响，后由阿勒森和科恩初步体系化。在过去的三十年中，可以说，它已经成为英语政治哲学中最具影响力的平等理论。

根据标准的理解，运气平等主义对德沃金区分的选择运气（option luck）（可排除风险的结果）和纯粹运气（brute luck）（不可排除风险的结果）赋予极重的分量。“纯粹运气平等主义”（“brute luck egalitarianism”）要求减弱或消除纯粹运气对分配的影响，但认为选择运气对分配的影响应继续存在。

尽管理论家有时写的好像将选择等同于选择运气，但严格来说这并不正确。与选择运气相对照的是“直接选择”（“direct choice”），即不受风险影响的选择。相对而言，至少对于重要的选择，纯粹的直接选择情形并不多见，因为在一项选择和它产生的结果之间，运气往往会牵涉其中。纯粹的选择运气和纯粹的直接选择应当被视作一段光谱的两端，而大多数选择都包含着某种程度减弱了的选择运气。例如，股票投资主要是选择运气之情形，而给某人的房子浇上易燃液体然后点火烧它主要是直接选择之情形。在第一种情形下，决定性支配结果的是偶然事件。而在第二种情形下，结果是高度可预测的，几乎不涉及任何运气因素。

纯粹运气平等主义对选择运气和直接选择一视同仁，即两者对分配结果的影响是同等的。我认为这是对平等理念特别是运气平等主义的错误诠释。论证我所持观点的一种方式是直接诉诸直觉，考虑以下情形：

斯蒂芬娜和菲奥娜。斯蒂芬娜投资蓝筹股，但第二天股票市场就经历了一场史无前例的崩盘，预期的股息分红无法收回，投资也几乎跌到一文不值。这使得她无法还房贷，结果无家可归。我们现在假设，从主观和客观角度看，斯蒂芬娜的选择会导致她无家可归的可能性为1%。相反，菲奥娜给房子浇易燃液体并放火烧房子的决定导致其无家可归的可能性为99%。

从直觉来看，斯蒂芬娜和菲奥娜所做选择的特征并不同，斯蒂芬娜做出了好选择（但结果却非常糟糕），菲奥娜做出了糟糕的选择（结果如你所料），这影响着他们以平等之名要求的帮助。我认为平等主义有更多理由帮助斯蒂芬娜而非菲奥娜。因此，这个例子支持了“全部运气平等主义”（“all luck egalitarian”），即选择运气如同纯粹运气一样，不应对分配产生影响。根据该观点，直接选择导致的结果不应予以改变，而选择导致的超预期好结果或坏结果都应予以撤销。换言之，个体应得的是其选择导致的可预期结果。由于斯蒂芬娜的预期结果比菲奥娜好的多，根据全部运气平等主义机制，斯蒂芬娜应当接受比菲奥娜更多的补偿，正如我们直觉上所认为的那样。

本文将呈现一个对纯粹运气平等主义形成更有力挑战的、并对全部运气平等主义提供更强支持的论证。不像斯蒂芬娜和奥菲娜例子诉诸纯粹直觉，该论证将以纯粹运气平等主义自身的理论资源攻击其自身。该论证共分三步，与本文的三部分相对应。第一部分表明，从纯粹运气平等主义主张消除纯粹运气对分配结果影响的理由中，应当推导出选择运气某一子类的影响也应被消除。第二部分论证，不同修正版本的纯粹运气平等主义消除该子类影响的尝试最终都失败了。第三部分为剩下的一个选项做辩护，即如全部运气平等主义主张的那样，一般性地消除选择运气对分配结果的影响。

“The Language of the Unheard”: Rioting as a Speech Act

无人理会者的语言：暴动作为一种言语行为

Matthew Chrisman，GrahamHubbs

对政治暴动的沟通结构的理解，尤其是它们的呼唤维度（vocative dimension），我们提供了一种回应自由主义批判的方式，即它们在民主政治中总是一种自我挫败的交流方式。但是，受King启发的自由主义者担心暴动造成的社会损害或怀疑它们对民主政治可能产生的改善作用是否比危害更大，这并没有错。暴动总是具有破坏性和暴力性，因而总是需要特殊理由支持。这种情况下，在承认“所有暴动都会造成损害”的基础上，Pasternak、Shelby、Delmas等哲学家寻求一种规范原则以区分“允许的暴动”和“不允许的暴动”，这是正确的思路。我们认为，这些原则的阐明应以暴动的沟通结构为背景，这也是我们尝试解释政治暴动如何与其他类型的政治抗议共享共同的施事逻辑的主要原因。为了清楚理解这一逻辑，建议在判断特定案件的正当性时重点关注三类问题。首先，暴动者是否在近期的民主政治中被边缘化以及在何种程度上被边缘化将很重要。其次，在特殊案件中，暴力的性质、特征与暴动作为回应被边缘化的、引起社会注意的方式，二者是相称的。最后，被边缘化的更广泛的历史和社会背景，会影响暴动不断扩大出于政治原因而进行给予和索取的做法的可能性。

译者

周月阳、郭浩地

中国政法大学法学院法学理论专业博士研究生

于婷

中国政法大学法学院法学理论专业硕士研究生

校对

张峰铭，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政治和法律教研部讲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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